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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与不变，既是一个现实问题，也是一个哲学问题。

当一个时代处于秩序失控，社会剧烈变动时，人们的思想也会天马行空，百花开放，百家争鸣。在这样的社会土壤中，很自然的就会涌现出许多伟大的人物，提出他们的思想，希望能为这个变动失序的时代提供自己的解决良方。

一切思想都是当下时代背景的折射。

比如，在春秋战国时代，传统的“礼乐”秩序日趋崩溃，各国间相互以力征伐，旧秩序逐渐崩溃，而新秩序的建立还看不到任何的苗头。在此时代背景下，诸子兴起，提出他们各自的救治社会和国家的“药方”。“百家争鸣”的时代就此正式开启。

就治国理政而言，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儒、墨、道、法四家。

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，主张“仁政”，强调道德修养和礼制的重要性。儒家认为，通过教化和礼仪可以使人向善，从而达到列国罢兵，社会和谐，重现周王朝时期的“礼乐”秩序。

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，主张“兼爱”和“非攻”，提倡人人平等的兼爱和反对无谓的战争，亦反对国君的暴政。墨家不仅如此提倡，更是自己身体力行。他们自己生活简朴，重视并精于工程、器械的制造，连弩车、转射机就是墨家所造。他们奔走列国，帮助弱国抵抗强国入侵，止楚攻宋的故事，更是让世人对墨家刮目相看。墨家，在当时算是一个奇特且又让各国又敬又怕的存在。

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，主张"无为而治"，认为国君不要干预社会，一切都顺应自然，从而实现社会太平。

以商鞅、申不害、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，则主张“以刑去刑”“重刑爱人”，通过严格的法律和制度来维护社会秩序，强调统治者的权威和法律的严格执行。

以上各家在当时都颇具影响，各有自己的粉丝和追随者。

但是很显然，虽然思想观点可以多样，但在特定时代，能解决时代问题的更佳选择方案只能是一个，不可能是多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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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礼乐”制度，适合周朝那个生产力还不发达，人心还比较淳朴的阶段。周朝的“礼乐”，通过等级制度，规范了各种符合等级身份的吃、穿、住、用、行等方方面面的礼仪。这在一个社会关系相对简单、人心比较淳朴的时代，也许是有用的。

但是，春秋中后期，铁器发明并用于农业生产，生产力开始迅速发展，社会经济也迎来新的变化。科技的进步，促进生产工具的革新，进而会推动生产力的大发展，并引发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。

铁器的广泛使用，最终引发了土地兼并大战，诸侯之间连年征伐，许多小国被大国逐渐蚕食兼并。同时，周王室日渐衰落，各诸侯国也不再尊王室为大，各国凭实力说话，原有的社会秩序开始土崩瓦解。

在这样的秩序下，很显然，儒家的“仁政”“王道”的思想，已经显得不合时宜。而道家的“无为而治”只会让自己成为别人案板上的“鱼肉”。同样的，墨家的“非攻”“兼爱”也只能是一个美好的幻想。

秦国深刻的意识到，在大争之世，首要的目的就是如何让国家生存下来，不被周边强国所瓜分所灭国。而商鞅提出的围绕“耕战”的争霸理念，恰恰切合了当时秦国的现实需求。

于是，秦国采纳了强调“变法”“重刑”“耕战”“集权”的法家士子商鞅，开启了秦国的变法图强之路。商鞅坚定认为，“圣人苟可以强国，不法其故；苟可以利民，不循其礼。”正是这样的打破旧式传统礼制，而代之以富民，追求变法以强国的法治思想，切合了当时的生存要求，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，为秦国开出了治国理政的正确药方。

在一个新旧时代交替，旧秩序逐渐崩溃，新秩序还在酝酿未成熟的失序时代，唯有让自己强大，继续留在餐桌上，而不是成为一道菜，才是唯一正确的生存 *** 。

回到现代企业管理，虽然每个企业的管理 *** 各有特点，但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，其内在的治理逻辑，必然要遵从两个方面：一方面，要遵循最核心的生存需求；另一方面，又要与时俱进，跟上时代的步伐。

如何让企业生存下来，并且能活的久，活的好。这是企业治理永恒不变的法则。

比如任正非对华为的要求，就是如何活下去。他一直在提醒华为，让华为保持强烈的危机意识和生存意识。他不断提出诸如，“华为的红旗能打多久？”“华为的冬天”“把寒气传递给每一个人”等这样的论断，就是提醒华为始终保持清醒的大脑，不要忘乎所以，不要心生懈怠。

在保持这种清醒的危机意识的同时，华为又不断向外部学习，优化企业的内部管理，天天在求新求变：打破旧有的管理理念和管理体系；在流程上不断优化；在研发上不断投入；供应链集成化管理；财经要围绕业务，做到业财人合一，等等。

人类历史上，每一次新科学、新技术的发明和推广使用，都会逐渐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，随之而来的则是原有秩序的失衡与变动，历史随之进入一个大变局阶段，各种新旧力量开始发生碰撞、融合、重构，直到产生新的历史秩序。

所谓秩序，本质上就是谁更有力量、更强大，由谁说了算，是力量的位置排序。

国家秩序的变动如此，社会发展和企业发展的秩序变动也是如此。

18世纪末，以蒸汽机发明为标志的之一次科技革命，引发世界局势大变动，造就了大英帝国的日不落传奇。同时也让中国，这个曾经一度领先世界的古老东方大国，遭遇了西方列强的欺辱、压迫的百年国耻。

19世纪未到20世纪初，以发电机和电动机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，再次引发国际力量变化，最终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，同时，也让英国从王座跌落，拱手让出统治世界的权杖。

20世纪中期，以原子能、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，让苏联和美国成为绝代双娇，并开启二战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美苏争霸。最终，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解体，为美苏争霸画上句号。世界由此进入美国当霸主的一超多强时代。

20世纪末和本世纪初，通信科技迅速发展，从1G到2G到3G到4G，直到现在5G，技术发展还在迅速演进和变化。

在当下各种新型技术不断涌现的背景下，企业间竞争也越来越激励，越来越内卷。企业要想活下去，并且活的久，活的好，同样就必须要有属于自己的像秦国一样的“耕战”战略。

这个 “耕战”战略，就是苦练内功，强势扩张。

企业管理，说一千道一万，其最核心的东西，无外乎两个方面：一是如何提升自己内部的战斗力，一是如何实现业务的对外扩张。这是企业管理永恒不变的主线。

当初国内电子科技市场，面临两条路线之争：“贸工技”与“技工贸”。面对争论，任正非带领的华为选择了沉默，但是却坚定的选择了“技工贸”的路线，并把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的美国，全面向美国学习。

历史发展证明，任正非选择“技工贸”路线，选择坚定向美国学习，对于华为而言，是一个英明的抉择。

时至今日，昔日的“贸工技”代表，某想风光不再，甚至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，而当年默默无闻坚定选择了“技工贸”的华为，挺起了共和国科技的脊梁，成为中美科技战中的最中坚力量。

但是，客观而言，在那个“技”与“贸”争论的特殊年代，选择“贸”路线，也无可厚非。毕竟，谁不想快速赚钱，快速做大呢？而问题的本质，也许不是“技工贸”和“贸工技”的对错，而是在于“贸工技”在贸易的成功中，似乎最后迷失了方向，而忘了还有“技”。

在百家争鸣的时代，秦国保持清醒的头脑，敏锐的意识到生存、图强才是解决时代问题的良药，于是采纳“耕战强国”为自己的治国原则，最终，不仅国强民富，还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厚实的基础。

而在科技大发展的今天，以华为为首的众多企业，保持开放心态，学习先进管理理念和技术，在研发上不断投入，与时俱进，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生存和竞争优势。

由此观之，不论是历史经验也好，还是当下的企业实践也罢，都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企业管理者，不论时代环境如何变化，作为企业家，始终要面对两个问题：企业如何生存下去的“不变”要求，与企业要更好活下去就必须要求新求变的与时俱进的“要变”需求。

不变，是为了坚持初心，变，是为了实现更好发展。

作者 | 德石羿咨询顾问 贾生安